桑兵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作品集套装5册电子版阅读
编辑点评：深度了解中国近代史
桑兵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作品集套装5册是以史料重现史实，由近代史大家桑兵教授打造的近代中国研究系列，理想国出品的套书，呈现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重新认识晚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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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重新认识辛亥历史的必读书
2.《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还原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 理解晚清民国关键时期的近代史力作
3.《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 还晚清民国学术本来面貌
4.《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呈现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 重新认识晚清民国
5.《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在交流与对抗中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 了解中日关系不可绕过的一本书
作者桑兵介绍
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出版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等专著。主编有《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等。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目录大全
版权信息
总目录
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
版权信息
目录
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一 史与论
二 史料与史观之分
三 文白与史论
四 倾听历史的原声
五 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
共和篇
引言
第一章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共和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与共和观念初兴
第三节 告别共和
第二章 转向孙中山：共和先驱易位
第一节 共和学校
第二节 学界呼应
第三节 新的共和先驱
第三章 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
第一节 众说纷纭的选择
第二节 大论战的前哨战
第三节 民权立宪政体
第四节 胜负分明的结局
第四章 国体政体的争辩
第一节 《国家论》《国法学》与国体政体之分
第二节 共和立宪之选与国体政体之论
第三节 开国会重启国体政体之争
第四节 共和与国体政体之辨
第五章 帝制与共和的缠绕
第一节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
第二节 梁启超的尴尬
第三节 虚君共和的反响
第四节 虚君共和与国体政体
第五节 结语
汉奸篇
引言
第六章 清季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
第一节 “汉奸”新义
第二节 “汉奸辨”
第三节 驱满酋与杀汉奸
第四节 锄奸及其泛化
第七章 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
第一节 以间谍为汉奸
第二节 第一、第二汉奸辨
第三节 汉奸的指认与处置
第八章 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
第一节 严厉打击
第二节 慎重甄别
第三节 汉奸指称的泛用
第四节 “城头变幻大王旗”
第九章 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第一节 锄汉奸的舆论
第二节 缉凶与北伐
第三节 追究与释嫌
后记
征引文献
报刊
书籍论文
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版权信息
目录
绪论：回到晚清再革命
一 渊源
二 承接
三 转身
提要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接收清朝旧署
创建民国新阁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一 组织及成员
二 两面碰壁
三 南北议和的关键议案
四 袁世凯、唐绍仪的态度取向
五 取代国会的政制选项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一 各怀鬼胎的不干涉
二 英国变脸 日本无奈
三 向亲贵施压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一 国民会议的南北之争
二 和谈陷入绝境
三 舆情纷歧与风波再起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二 从退位到公决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四 袁世凯逼宫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一 另立临时政府
二 再以国民会议障眼
三 回归原轨
四 退位与致政
五 争议仍未结束
接收清朝旧署
一 由新旧而南北
二 接收与合组
三 办理交接
四 一副空架子
创建民国新阁
一 以南北争新旧
二 兼容新进与故旧
三 专业化取向
四 舆论与申论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一 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
二 孙中山的满蒙危机应对
三 清朝皇室的自我认同
征引文献
一 报刊
二 一般文籍
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版权信息
目录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一
二
三
四
五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一 圣道与技艺
二 分途未必并重
三 西体双轨
四 分途与合流
“中国哲学”探源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
文与言的分与合 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
四 龙种？跳蚤？
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一 元勋还是罪魁
二 解聘与辞职
三 师、生、校异趣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五 消沉与发奋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一 北将入主南营
二 南北新旧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
三 敬而不畏之畏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
陈寅恪的西学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
四 取珠还椟
五 申论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二 “宋学”渊源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
四 南北宋的高下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
二 了解之同情
三 宋贤治史之法
求其是与求其古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
征引文献
一 报刊
二 一般文籍
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版权信息
目录
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一 专题与专家
二 问题与系统
三 专门与总汇
四 贯通与专精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一 教育与“教”“育”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三 纳科举于学堂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二 两种解读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四 应用与争议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 ――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一 风潮前史
二 风潮起因
三 曲突徙薪
四 调停失败
五 影响深远
天地人生大舞台 ――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一 文本来源
二 取材准则
三 看法各异
四 影响预测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一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一 逊位还是退位
二 帝制与共和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三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四 “北洋军阀”的谱系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一 外来影响
二 内部响应
三 分歧与一致
孙中山与科举制
一 无缘科第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一 南浔与国民党
二 湖社与南浔
三 湖社与国民党
四 几点议论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二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一 相煎何太急
二 校园烽烟
三 河东河西
四 国共进退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一 学潮与倒王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三 朱家骅与CC派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目录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 旧说之疑
第二节 新说之据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第三节 变化未必是进化
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附录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中和月刊》解说
后记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
内容试读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
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展示其巨大成效，尤其是取得甲午、日俄两次以小搏大的战争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兴东方强国的实力地位，成为亚洲各国竞相仿效的榜样。戊戌变法即是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从甲午战败看到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亡，朝野合力进行的政治变革。虽然不幸失败，变革的方向并不因此而改变，20世纪一开始就展开的新政改革，与戊戌变法实际上一脉相承。日俄战后，朝野上下进一步确立了必须通过日本甚至仿照日本来学习西方的信念。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着重于中国留日学生，后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到瞩目，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只是与他们的实际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关于留日学生，已有的研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时，对于革命以及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于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虽然已有专书全面讨论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预备立宪、兴学、练兵、变法制四个方面勾勒出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大概作用，可惜言之过简，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样说并非如坊间的苛求于文采之类，而是强调，要想再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历史的主体―人的思维言行及其相互关系，应当尽力还原丰富多彩的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要征实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回国后的走向及作用，不仅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还要找到适当的取径和善用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层，绝非易事。
仅举一例，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任用了各式各样的官员，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头衔，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可是真正具体办实事、实际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位，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称：
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3]
他们的权位本来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改制必需的法政知识，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但在京师的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更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那些对于相关事宜一知半解、无法言说、甚至束手无策的堂官司员，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出谋献策，尤其是在草创之际协助或负责编制各种章程法规，也是不得不然。
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此事原来仅在小说家言中有所体现（参见高阳《慈禧全传）。近年来有学人依据曹汝霖的回忆以及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以“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王晓秋，《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为题，有所论述。由于后来中日两国长期交恶，而曹汝霖等人又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清政府的新政变制也得不到长期执掌政权的国共两党的认可，各种因素相加，使得相关史事乏人问津，相关史料也很少得到收集整理。学界间有所论述，只能点到即止，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
例如曹汝霖等人参与的官制编制馆，究竟有无正式机构，其正式名称是局还是馆，是编定、编纂还是编制？目前坊间和学界众说纷纭。根据李家驹所奏，应是设立编制局，而按照清廷的上谕，则仅及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奕�恋茸芩竞硕ǎ�并无设局之说。[4]此事各种政书失载，只有《东方杂志》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记到：1906年9月6日在恭王府朗润园设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金邦平、张一��、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浴⒒迫鹱嫖�考定课委员，周树谟、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京师各部、处以及各疆臣所派参与会议官员多人。[5]如此大事，官书典籍没有记录，至少不够正常。实情如何，还要进一步考究。
按照清廷的设想，改官制为预备立宪的起点，至关重要。由十几位少年得志的留日学生实际操纵如此重大决策，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赵炳麟奏称：
臣闻此次编定官制，虽经简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公同编订，然主其事者不过一二人，而主笔起草亦只凭新进日本留学生十数人。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此次编制率出其手，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是以此次编制随员中之文学生盖以日本职员录二本为秘钥，武学生则以日本陆军成规类聚一册为金科。夫职员录者，即日本每岁刊行之�|绅也，成规类聚者，即日本陆军省岁集之例案也。臣尝以此两种与所闻拟订官制逐节比对，其符合者凡十之九，即间有出入之处，盖亦承受一二。当道意旨，为推广其权力起见，即臣所谓权力又加甚焉者也。
窃惟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中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若其各部节目条分缕析之处，具体虽微，关系极重，应请饬令京外各大臣各举所知，须博通中外之故，谙习古今之变，名儒宿学，送入政治馆，令于现在所拟定官制各条，详为磨核推究，申明理由，悉心厘订，庶几切实可行。不得以一二留学生塞责，则于订定官制必有裨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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