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作品套装4册在线完整电子书
编辑点评：
本系列包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文化的重要作用》共四册。
内容简介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本书是以美国为背景对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作答。作者考察了自由、平等的美国理想承诺与美国政治真实表现之间的持续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人对权威的敌视态度，解释了政府运作的真实机理，提出了改革运动形成的新理论。本书旨在设定一条考察美国政治的路径，凸显那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提供一个研究视角，从某个角度解释美国何以既有如此之广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
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指出的：“这本书旨在提出思考美国政治的一种方式，强调某些时常被忽视的因素，并提供一个解释的视角，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美国既有如此多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多的政治冲突。
《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全书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民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一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作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着力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与评论。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近些年来，文化因素在人类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
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人手探讨文化问题。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亨廷顿和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员哈里森，召集世界多方专家学者，在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办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探讨何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民主有什么样的联系？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运作模式？对于文化变革，我们应如何面对，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措施呢？
本书将有助于我们在诸多文化问题上的理解与探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及其论述颇有争议，但作为一部具有深刻预见性和洞察力的经典著作，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研究和剖析，将会持续带给读者深入思考和启迪。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作者介绍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博士、教授，曾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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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文化的重要作用》共四册。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第一章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戴维・兰德斯
本章系摘自戴维・兰德斯著《国富国穷》一书（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Norton，1998）.
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是对的：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兴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等等。可是，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因此而令学者们害怕。它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在沉思的时刻，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承认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欢迎文化向好的方向变化，叹息它向坏的一面变化。但是欢迎也好，叹息也好，都表明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去左右人及事物。做技术工作的人则宁愿实干，改变利率和汇率，放开贸易限制，修改政治体制，实施管理。此外，对文化提批评是会得罪人的，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外界的人提批评意见，不论多么策略和间接，也都会带有教训别人的味道。善心的改良派学会了绕道而行。
可是，如果说文化起这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经济学家，还有另一些人，提出过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譬如说华人――在海外办企业那么出色，在自己国内却长期效率低下？如果说文化起作用，为什么它没有使中国变化？（我们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有了鼓励而不是压抑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消失，中国现在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推动儒学文化的这条“龙”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18]
对于上面提到的――如今大概已经过时的――这一反常现象，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也是一位主张政治经济学疗法的大师）所作出的回答是根本否认文化与经济发展有联系。他说，文化并不能让他预测经济结果。我不同意。如果考虑到文化，本应能够预见到日本和德国的战后经济成就。韩国与土耳其相比，印度尼西亚与尼日利亚相比，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经济分析喜欢维持一种假象，似乎一条好的理由就足够了，可是复杂过程的决定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彼此相联系。单条理由是说不通的。同样的价值观可能在国内因政策不好而受阻，却在别处得到机会而施展，上面谈到的华人即是一例。所以，移居国外的人往往办企业特别成功。古希腊人把外来人称作metics，说他们在鄙视金钱和手艺的社会里是急功近利的酵母（因而出现了一个希腊语词根的贬义词banausic――实利主义的）。于是，外来人经商赚了钱。
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在泰国，所有正经的年轻男子从前都要用几年时间出家当和尚，修身养性。这有益于精神和灵魂，也适应于当时经济活动和办事的慢吞吞的节奏。现今不一样了，泰国生活节奏加快，商贸兴旺，企业要人。年轻人修身养性缩短成几个星期，刚够学会一些念经礼仪，就返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人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相对价值变了。这一变化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除非来一场革命。而泰国人自觉自愿调整了他们的轻重缓急。（这里要顺便指出，是泰国的华人少数民族带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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