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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点评: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史识与史观,见于提问,形于文字,力透纸背,作者的文字皆植根于历史事实和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基础之上的周密。因周密,则对历史的解释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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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的是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
从1860年庚申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清朝一败涂地,短短数十年,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而这一切有着何种内在的因果?本书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 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
断代而有通识,真正的“中国式”历史写作
余英时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的著作,*有价值的都是*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中国的史学,强调的,是叙事,以及在叙事中解释历史。这不同于西方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更不同于社科化、理论化之后的史学。它着重于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中,找出历史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因缘际会,起承转合。《衰世与西法》所提出的问题,无一本于外来理论,皆从历史本身中来,而解释,亦皆持议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内容简介
从1860年庚申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清朝一败涂地,短短数十年,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而这一切有着何种内在的因果?
史学大家杨国强细心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吏治失范,绅权扩张,灾荒饥馑,教案四起,晚清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景象;开明士大夫援引西法以自强,在"旧邦新造"的努力中却处处是蹇窒困窘。
十九世纪的数十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本书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拣选的是近世中国五十年,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
作者简介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1948年出生,198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代表作品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008,2014,2017)、《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2008)、《脉延的人文: 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2017)、《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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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目录节选
上编
从庚申到甲午:古今中西之间的冲击与回应
智勇俱困之秋 015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和省思 017
经世之学的延伸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032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055
19 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077
华洋杂处:夷夏之防崩溃后的中国与西方 107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109
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 127
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 159
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牵入世界市场 195
分解和重组:自然经济的变迁与变迁中的失路 222
衰世社会相 247
19 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与绅权 249
捐纳、保举和晚清的吏治失范 271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和赈济 293
强邻迫视与边患四起 319
海国变比邻:“马嘉理案”的始末因果 321
日本侵台湾、灭琉球 331
中国、日本与朝鲜:从“壬午事变”到“甲午事变” 343
内乱外患与西北边疆危机 351
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之后,由于日本 逼入朝鲜,遂使中国不得不进入朝鲜。对于以“征韩”为指向的日本
来说,中国便成了一种拦路的堵挡。
至九十年代初,刚刚做了首相的山县有朋已挟其念念不忘之心, 既作《军事意见书》,再作《外交政略论》,在疆域所在的“主权 线”之外,又为日本另立“利益线”名目,用以指称“势与邻国接 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其要旨全在把朝鲜圈作 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并申张“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 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1] 因 此,在他对议会所作的施政演讲里,这种与“国家独立之道”连为一 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能够被引来当作理由,使政府调度国计 无须傍顾地置兵事于至上,以成其“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占预算岁出额 的大部分” [2] 之计算。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当国的日本人立意 “在大陆进行近代战争”,并为之征召兵员、扩充常备军、大幅度取 法德国改革军制和建立生产武器的军事工业以来, [3] 此日的《军事 意见》、《外交政略论》以及国家预算以“陆海军”为重心而一头独 大,都以其显然的亟迫,说明了日本的国策正在走向直接准备战争。 因此三年之后天皇下诏,仍然循着山县有朋那一套道理在提撕军人, 说是“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并由自身开始先立 榜样,在国家度支之外再进一步,“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 拨下三十万日元”,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 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助海军之“造舰费”。这种节樽“内廷之费”和勒取官僚“薪俸”以移来营造兵船的做法,不能不算是一种异 乎寻常尚兵尚武。而“造舰”的经费谋及“内廷”和“官僚”,又说 明了其时国内作为财政来源的税收已经在异乎寻常的重征之中而已无 更作开掘的余地了。由此所反照的,正是政府支配的人力和物力大半 都在化作准备打仗的武力。同一个时间里,从原本的国家权力机构里 又派生出“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的“军令部”,以及旨 在“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敕立“战时大本营条例”,等
等。 [4] 同正在移入陆军和海军的人力与物力相比,这些接二连三地 新生出来的机构则都是用来组织和指挥人力物力以实施战争的东西,
因此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东西被统称为“战争体制”。
日本倾力准备战争,依其从“征韩论”到“利益线”的理路,最 初的目标和直接的目标都在朝鲜。但由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 系,以及这种关系已经导致了日本之锲入朝鲜的屡被阻格,则在其规 划中的战争里,中国便不能不成为预想中的敌国。光绪十五年 (1889),朝鲜因饥荒而发“防谷令”,禁米粮出口。日本政府以日 商由此遭受损失为缘由向朝鲜政府交涉赔偿,其间曾颇用恫吓。而后 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说是“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镇压”,遂 使伊藤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日算是庞然大物的北洋舰队。 [5] 虽说日本 因之后退了一步,然而比照其以“日清战争”为目标的海军扩张随后 之日急一日, [6] 则显见得这类一时的忌惮最终会积为以武力与中国 相竞逐的躁急和炽热。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朝鲜、和日本构成了一 种历史因果。但在日本军方“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设想 里,则其意中并不仅止这一种因果,在历史构成的因果之外,他们还 在以自己的谋划另造因果。八十年代后期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 川又次曾作《清国征讨策案》规划对华战争,并描述战后东亚大陆的
派分,其立旨皆非用常理可以作度量:
清国虽已困弊衰败,但仍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运命关系于清国之兴亡者甚 多。若彼万一为他国所蚕食,本邦运命亦无可为计。毋宁在欧洲诸国侵入之先, 确定统辖彼国之术略,始为上策。在达成战争目的缔结条约之场合,应将自山海 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 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 地,及第三项列记之地区划属本邦之版图。清朝可分得东三省及兴安岭脉以东, 长城以北之地,独立于满洲。而中国本部则迎立明朝末裔,割与扬子江以南之 地,使建立王国而归我之保护,以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可更立一王国 而使属于我。西藏、青海、天山南路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 可选立酋长或其人杰,使各长其部,而归我之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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