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

2005年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LawrenceKuhn）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这本书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年后，他的又一部作品《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再次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他仍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AdamZhu）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库恩起码填补了一个空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观察者。”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库恩以中共新时代同路人身份接受本刊专访。

我致力于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如何与中国结下的缘分？

库恩：1989年初，作为一位投行家以及科学家（我在博士期间攻读的方向是脑科学），我受中国科委主任宋健博士的邀请来到中国，就改革提供建议。

1990年的夏天，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一次关于大型组织创新的会议，当时我邀请了一位中国科学家来参加。在会议的间歇，那位聪敏的中国人呼吁我回到中国，这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好几次，就关于科学，经济改革和并购方面提出建议。在1990年代后期，感慨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缺乏了解，我开始从事传媒工作并开始发表文章。我和我的长期商业合作伙伴朱亚当，联合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起制作了专题片《In Search of China》，该片通过美国电视网PBS在美国全国播放。

撰写江泽民传记，出于我的一个想法：我想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和同情中国和中共在动荡的20世纪中经历的挑战、负担、困难、视野、抗争以及胜利。在那之后，我开始关注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关注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个性和思考，以及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我为能见证中国的崛起感到十分荣幸。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国有什么事业发展规划？正在做哪些事？

库恩：在国际媒体，我在为CNBC及欧洲新闻做一个中国系列的电视节目，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一起继续我的承诺，为世界讲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还有许多各种传媒和企业的项目，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致力于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帮助中国倾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

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

《瞭望东方周刊》：当听到关于中国和共产党的负面信息时，你是怎么做的？

库恩：当我听到，一些无知的和偏颇的关于中国和共产党的言论，尤其是在西方媒体里面，我自然就想用中国的高度成就来反驳他们，但是我提醒自己，只提中国的积极面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要说出完整的真实。我不是在寻找平衡，我要表达的最起码是我认为的真实。

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通常是，但不是一直是），它给了我机会打破成见，和传递信息，否则这些信息没有办法到达听众，我相信自己所说过的关于中国的一切。超过22年，我从来没有获得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酬。

我的勇气来自事实和真实，比如说当有些西方人期待中国发生类似于阿拉伯世界一样的变革，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不会发生。虽然中国和很多阿拉伯国家一样，是一个党来领导。但我告诉西方的读者，这里有三个重要区别：首先，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增长；其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政治改革，比如说官员严格的年龄和任期限制，即使是对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同时政府特别通过互联网来吸纳民意；再次，在阿拉伯世界有超过50%的青年人失业，而中国通过各种方式保证了80%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另外，中国的领导人对危机保持了警惕，他们不会心存侥幸。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向西方解释今天的中国？

库恩：我用真实的例子来解释中国，我更强调中国的领导人是愿意改变的，社会的稳定也是可持续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取舍是需要的。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关键是调和这些相冲突的利益，而这种调和本身是需要很好的领导艺术。

我愿意向国外读者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怎样看待社会矛盾。中国想要继续快速增长，继续提高民众的个人和社会自由，政治稳定是必须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而政治稳定就需要保持目前的共产党执政。

我告诉西方读者，中国人民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比他们在五千年历史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不管西方有些人怎么想，我告诉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同时，我强调中国共产党有更高的义务为公众带来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层次。5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依靠他的左派政治纯洁性和自我宣称的社会优越性来统治，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宣称党的统治合法性取决于党的行为。一位中共领导人告诉我，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才能够继续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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